今天我们都知道名人的效应,但是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现科士威这个名人,为什么呢?因为他从来不做广告,却有很多人不齿辛劳的宣传他,因为他能够为我们带来财富.

我是1979年考进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，一直到1989年在那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。

　　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工作了一年多以后，我拿到了日本的一个医学奖金，1991年到日本东京齿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，从事腮腺研究和唾液腺的放射生物学的工作。这是我第一次出国，日本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，我初步体验了发达国家的科研水平与环境，开阔了眼界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日本学习一年期间，我看到日本人的敬业。在日本的实验室里，同行见面打招呼说的是“加油干”，而不像国内大家问候用的都是“吃了吗”或“干什么呢”等词语。

　　1992年，我完成博士后研究又回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，医院对我非常重视。在朱宣智、王邦康等既是领导又是良师益友的前辈和同行支持下，我筹建了国内第一个涎腺疾病中心。中国有丰富的临床资源，但临床研究并不理想，以前的研究是总结性质的，没有很好的设计和前瞻性，我希望通过涎腺疾病中心促进涎腺临床研究。

　　从日本回来后，我在日本的老板希望我还能回去做高级访问学者，我也希望能继续学习，但我想到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去，我最终选择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（NIH）。

　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国际上医学基础研究最高水平的机构之一，博士毕业后我就希望去那里学习，但由于我是搞临床研究的，而NIH是做基础理论研究，但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，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NIH的沟通，加深了彼此的了解。

　　1994年，北京市推出了一个“新星计划”，对工作突出又愿望出国的青年人才可以提供资助，我得到了5万元资助，就给NIH的老板BruceBaum写信，希望去学习进修。他们给了我半年的时间，我以“特别志愿者”的身份到了NIH.

　　最初BruceBaum先生和其他同行并不十分了解我，担心我是否有能力搞基础研究。3个月后，他交的任务我都顺利完成了，他主动找到我，告诉我你留下来吧，以后的资助他们出。我的学习期不断被延长，在NIH连续呆了将近两年，身份也由一般项目成员变为研究骨干。

　　这两年学习对我后来的业务取得成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基地，接触的是世界顶级专家，学术上做的也是前沿研究，思路上大为开阔。更重要的是，NIH老师们的治学态度和做人风格对我影响非常大，我注意到他们更强调多赢，你去帮助别人，就相当于帮助你自己。我后来回国工作、带队伍过程中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。

　　后来王邦康院长到美国访问，专程到NIH邀请我回国，并告诉BruceBaum先生一定要放王松灵回国，经过与王院长的一次长谈，我更坚定了回国的决心。

　　1998年回国后，我创建了口腔基因治疗分子生物学实验室，进行基础研究和国际合作。1993年建立的涎腺研究中心是一个临床基地，但还缺少一个基础研究基地，实验室的成立解决了这一问题。

　　实验室很快申请下来博士点，目前我带着18个博士。这几年依托实验室，我们补上了涎腺的基础研究，还开展了两个新方向，一是牙齿的生长发育和再生研究，二是口腔的家族性遗传病研究，这两个领域都是国际上的前沿课题。

　　回国后，我们与NIH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，与他们一起完成了3篇重要的论文，发表在国际刊物上。

　　2001年，我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总理基金”，对我是很大的鼓励。2004年2月，我们课题组的“腮腺慢性疫病基因学、诊断及治疗的基础及临床应用研究”又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

　　这些成就的取得，自身的努力是一个方面，但我觉得主要是赶上了好的历史机会，政府重视人才的发展，很多老师和领导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空间。

　　2005年3月，我到首都医科大学任副校长，负责教学的一部分工作。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时，重要的是带好队伍，搞好基础理论研究。我个人认为临床很重要，尤其是中国的口腔界很缺临床人才，但与基础理论研究相比，临床人才还是多的，中国最缺的是基础研究人才。但现在社会风气很浮躁，很多人耐不住寂寞，沉不住气。对医学院校来说，真正体现水平的还是基础研究，基础研究做好了，教学和临床就上去了。
        王松灵出生于湖南省湘乡的东郊农村，后来就读于毛泽东、蔡和森、陈赓、肖三等前辈学习过的东山学校，这里严谨的学风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直到今天坐到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的位置，不论是教学还是研究，他都尽心尽力恪守严谨二字。